目前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对象日益日常化，叙述手法技巧化，这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最大特点之一。
余华、苏童及格非的作品都是其代表事例。这也可以说是他们小说的通俗化或者小说的形而下化。
这样的现象主要在出生于60年代作家的作品中突出出现。这暗示着中国小说从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以及文革的历史记忆完全摆脱出来。
所谓文学的“形而下化”意味着从观念写作转换成基于现实人生的写作，并不是得得忧虑的现象。
这些60年代出生的作家当中与毕飞宇一起被评为代表知性派作家的李洱将老师和学生（同学）当作主要叙述对象。
老师和学生是跨越两代的知识阶层， 包括文革在内的扭曲历史将他们做出了清晰区分。换句话说，老师们在青年时亲身参加文革，但“同学”们则在幼年期和少年期目睹文革。
中国一直强调“社会”，社会重于家庭，家庭重于个人。孔子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明显反映社会化阶段的伦理传统。
老师可以说是最重视社会的世代，学生是个人第一的世代。这样的个人化或私化倾向支配着60年代出生作家的叙事世界。
这两代对叙述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妥协的哲学”取代“斗争的哲学”。老师世代属于斗争世代，同学则属于妥协世代。
一律化的价值尺度不再存在，人们开始对多样而异质的事物和现象采取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宽容他人产生对自己的宽容。与其重视批评，还不如强调理解，在这样的文化风度里，才可以发掘灿烂闪烁的智慧之光。
宽容美学的精髓是李洱的《午后的诗学》—将于今年下半年由“纺车”在韩国出版。该作品以下午，这一暧昧的时刻为时间背景，象征对语言的绝望所产生的空虚的人生感触。
但，日常存在的现象学与对日常现象的社会学的评价是完全两码事。
作为作家，在其间隙里隐形地表现出伦理价值，可是，李洱并不对自己的主人公予以任何分析和评价，保留伦理价值判断。
因为，作家通过《写作的诫命》提及过，“一旦分析起来，就可以发现成人精神世界中充满着更复杂、更多维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教化系统无力的时代，并不需要观念的暴力。这就是作者与读者相互沟通的新叙事美学。
李洱到90年代获得中国文坛的广泛好评。他的小说成为中国文坛的新风标，扩大中国小说的眼界，促进形态变化。
他的作品向文学注入实事求是的叙事精神，并提出对语言的责任感和理智的严肃基准。
我们之所以欢迎他的作品在韩国出版，正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文学成就。
